术业有专攻什么意思

术业有专攻的意思为学问技艺各有专长。出自韩愈的《师说》,本文中,小编整理了这篇文言文的相关内容,欢迎阅读。

术业有专攻什么意思

《师说》原文
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,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,孰能无惑?惑而不从师,其为惑也,终不解矣。生乎吾前,其闻道也固先乎吾,吾从而师之;生乎吾后,其闻道也亦先乎吾,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,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?是故无贵无贱,无长无少,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。

嗟乎!师道之不传也久矣!欲人之无惑也难矣!古之圣人,其出人也远矣,犹且从师而问焉;今之众人,其下圣人也亦远矣,而耻学于师。是故圣益圣,愚益愚。圣人之所以为圣,愚人之所以为愚,其皆出于此乎?爱其子,择师而教之;于其身也,则耻师焉,惑矣。彼童子之师,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,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。句读之不知,惑之不解,或师焉,或不焉,小学而大遗,吾未见其明也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,不耻相师。士大夫之族,曰师曰弟子云者,则群聚而笑之。问之,则曰:“彼与彼年相若也,道相似也。位卑则足羞,官盛则近谀。”呜呼!师道之不复可知矣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,君子不齿,今其智乃反不能及,其可怪也欤!

圣人无常师。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,其贤不及孔子。孔子曰:三人行,则必有我师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,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,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蟠,年十七,好古文,六艺经传皆通习之,不拘于时,学于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,作《师说》以贻之。

《师说》翻译

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。老师,是用来传授道、教授学业、解释疑难问题的人。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知识和道理,谁能没有疑惑?有了疑惑,如果不跟老师学习,那些成为困惑的问题,就始终不能解开。出生在我之前的人,他懂得的道理本来就比我早,我跟从他学习,以他为老师;出生在我之后的人,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,我也跟从他,拜他为老师。我是向他学习道理的,哪管他是生在我之前还是生在我之后呢?因此,就从师问道来说,没有贵和贱的区分,没有长和幼的区分,道存在的地方,就是老师在的地方。

唉!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,要人没有疑惑也难了!古代的圣人,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,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(他,焉为代词);现在的一般人,他们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,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。因此,圣人更加圣明,愚人更加愚昧。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,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,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!爱自己的孩子,选择老师来教他。但是对于他自己,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,真是糊涂啊!那些儿童的老师,教他读书,学习书中的文句的停顿,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,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。不知句子停顿要问老师,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;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却丢了。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。巫医、乐师、各种工匠这些人,不以互相学习为耻。士大夫这一类人,听到称“老师”称“弟子”的人,就聚在一起嘲笑他们。问他们,就说:“他和他年龄差不多,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。把地位低的人当做老师,就足以感到耻辱;把官大的人当做老师,就被认为近于谄媚。”哎!求师的风尚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!巫医、乐师、各种工匠这些人,君子不屑一提,现在他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,这真是奇怪啊!

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。孔子曾以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为师。郯子这些人,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。孔子说:“几个人一起走,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。”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,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,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,学问技艺各有专长,如此罢了。

李家的孩子蟠,年龄十七,喜欢古文,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,不受时俗的拘束,向我学习。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,写这篇《师说》来赠送他。

《师说》写作背景

《师说》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(公元801—公元802年),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。作者到国子监上任后,发现科场黑暗,朝政腐败,吏制弊端重重,当时的上层社会,看不起教书之人。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,又“羞于为师”的观念。作者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,以澄清人们在“求师”和“为师”上的模糊认识。

《师说》作者简介

韩愈(768年-824年12月25日),字退之,河南河阳(今河南省孟州市)人,自称“祖籍昌黎郡”,世称“韩昌黎”、“昌黎先生”。唐代中期大臣,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,秘书郎韩仲卿之子。元和十二年(817年),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,从平“淮西之乱”。直言谏迎佛骨,贬为潮州刺史。宦海沉浮,累迁吏部侍郎,人称“韩吏部”。长庆四年(824年),韩愈病逝,年五十七,追赠礼部尚书,谥号为“文”,故称“韩文公”。元丰元年(1078年),追封昌黎郡伯,并从祀孔庙。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,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,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,与柳宗元、欧阳修和苏轼并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倡导“文道合一”、“气盛言宜”、“务去陈言”、“文从字顺”等写作理论,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。著有《韩昌黎集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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